2015年初中生必备的散文集《山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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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第二部散文集，写于1992年，完成于1994年，主要描写了作者自身探访中华文明的阶段感悟，全作表达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和对健全人格的向往。该书于1995年8月在台湾出版，1998年9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
《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文人成批被杀”;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余秋雨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
《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此非上文作者之言
读此赏析，所见向左，故略言一二
自古以来，由文化至文学，无不百家争鸣，各有论述，由读者自取一言。秋雨先生文章，如锦簇花团，华美非凡，且不失于深度。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历史五千载，所经之事甚藩，文化之果甚多，余不解作者何故言秋雨先生之”文化单一“。自然，余于此行文，非欲争执若市井泼妇，既如此，便应就事说理。
首先，为海南文明。文明，流于后世，其形源于丰满的历史人物，进而由人物对世人之影响延伸至文明于世人之影响。秋雨先生所言人物，大多青史垂名，任言其一二，皆妇孺皆知，既如此，何故不可言海南文明为女性文明?任意文明，皆有悍勇之辈，亦必有柔和之士，作者若欲强寻其少者悍勇之辈，轻视其多者柔和之士，未免强词夺理，徒添笑柄耳。
次之，魏晋名士。众所周知，于后三国时期，可谓之国家动荡，军阀割据。然此时少有大魄力、大智慧之雄主，故少有人可慑服名士。既如此，未免其效力他主，自然当杀之。作者之言，未免过于局限于当今和平之士，少几分凛冽之气。行文者，若不可就事论事，就时论势，未免过于幼稚轻佻。若执意如此，余不与尔争论，徒自轻也。
再者，科举文化。显而易见，科举自隋唐而生，于民国而亡，期间千余年，虽历代有所改进，然大方向未曾更改。自宋朱理学以来，儒家文化成为统治者扼杀人民天性的道具，而科举正取朱子改版儒家经典。余向来极反感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因，大多缘于朱子自身尚未做到，以己之不及以要求他人，何其荒谬!如此文化，如此科举，岂可不谓之肮脏。古之科举，其内在如此，表象亦可知，不顾参试人之尊严，以待牲畜之待遇待人。狭小方格，岂可不谓之若鬼火?其内学子，怎能不痛恨呻吟?选拔智者，千余年沿用单一制度，使能者不能为，犹若明珠蒙尘，天才陨落，犹若玉山之崩。如此科举，如此文化，如何不可批判，如何不应反思?作者以点盖面，以偏抑全，何其小也!
秋雨先生行文处世，正直不阿，偏往有小人出没诋毁，令人不齿。其意无非如下，余不得利，他人亦不可得，何其谬哉。观其行，猥猥琐琐若台上小丑，觅其意，肮脏堕落似市井泼皮，见其效，黯然悲哀恰似文化之殇。余向来坚信国民多明智之士，定然视此辈若无物。然即便如此，其行亦有极大之恶效，所言所行于其身卑劣可耻，于家国贻误非常，余羞与此辈人同为人甚矣!
行文至此，余已心神震荡，恐多言过分锋锐，便言尽于此，惟望先生谨言慎行，勿要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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