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百家]当文学遭遇选美

【-文学名著】

[文学百家]当文学遭遇选美

有时候需要作这样的追问:“女性文学”何以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地成为显学?是在什么力量的驱动下使然?这力量来自于以女性为主体的言说与批判的欲望，还是源于布满陷阱的市场或男权阴谋?那些言说与批判，真实而有效地改变了现实中女性作为性别后缀、在写作中女性作为次类(sub-)文本的境遇了吗?这些问题，原本都不是问题。翻开只几年功夫便堆得浩如烟海的文献，这些问题似乎都在其中被逐条作答。但，那些曾经有过的、善意的答案，如今看来都流于浅薄。

当文学被贴上“女性”这一性别标签时，“女性”这一关键词必须是且只能是作为批判性的性别立场而给出的，它因此由平面的标签一跃成为张力饱绽的话语。它不仅要借以指称文学史中被遮蔽的或被边缘化了的那一部分，它同时还作为解构性话语，来颠覆使之被遮蔽和被边缘化的文学史权力。因此，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批评，便毫无疑问的是整个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实践的有机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设“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这个下设的机构与“三八妇女节”一样面临某种悖论式的尴尬:表面的地位推崇与深层的价值歧视是并置的。像“ladyfirst”一样，矫饰的绅士风度只是为了展示性别优越感，并在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解除弱势性别的政治警惕。当然，假如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最终为与写作相关的中国女性打开批判武器的丰饶库房，提供仗剑驰骋的辽阔平台，它便会与另一层面的“三八妇女节”一样，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实践推向一个有效的境地。

一

2003年12月底，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颁奖大会暨第六届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召开。北国风光，千里冰雪。鸽哨中的索菲亚教堂，夕照里的中央大街，与会议主办单位温暖周致的服务一起，融进了我对白山黑水的美好记忆。然而，会议的遗憾，也像零下二十五度的夜风一样让人有刻骨之感。27日上午九时，在哈尔滨著名的友谊宫国际会议厅，一位来自某大学传媒学院的美丽的女教师作为司仪，宣布会议开幕，同时宣布“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一个美好时刻开始了”。幕启之时，所有敏感之士俱心下哗然:盘踞在主席台上的八位“嘉宾”是清一色的男性。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女性的舞台再次被出让给了自己的异性。而那位在台边端坐的美丽司仪，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为一个巨型花瓶。那八位男性，有政府官员，有学术官僚，有企业代表，他们象征性地构成了由男权、政治、学术和市场串通而成的话语经纬。河南大学刘思谦教授递交的大会论文《世纪之交: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姿态》对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当下语境作过如下描述:“政治权力话语对文学仍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量，但其具体方式与十七年、“文革”已有很大变化，变得隐蔽而又无所不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业话语，包括出版、传媒、报刊为追求最大利润而争夺话语空间的铺天盖地的商业化广告化话语;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学科体制所带来的种种机械的量化考核奖评制度所造成的经院化、实用化的扼杀生命创造力的语境等。难道没有父权等级制的男权中心话语吗?当然有，但这种话语往往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单独的话语力量而出现，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和无意识如水银泄地羚羊挂角般渗透在以上三种话语之中，无所不在又难以把捉。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就在这几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语境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段话的精辟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某种无处不在的话语潜网，而这段话的无奈之处则在于它无处不在地被印证和确认。经过若干年的突围表演之后，女性写作似乎并没有改变“无处告别”的境遇，相反，包围圈越收越紧了。现在，她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对手粗大的毛孔，听见他们粗重的鼻息了。看来，曾有过的“突围”抑或真的只是“表演”而已。表演还会继续吗?应该不会了，因为，现在连舞台都不属于你们了。

二

颁奖开始。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获奖作品共59部(套)，除去其中的13部(套)学术著作，其余皆颁给文学作品。有意思的是，多数的获奖作家尤其是那些在当代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几乎都缺席了这个隆重而凌乱的盛典。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人拒领这个奖。如果有人拒领，在我看来也是颇可理解的。这个半民间的文学奖，并不比那些官方文学奖更具“纯洁性”与“透明性”，其“权威性”也同样缺乏合法依据。且不说为数不少的初评委与终评委本人赫然列于获奖名单(程序非法)，仅那份9人的终评委名单便让人啼笑皆非。这份名单中，男性占去5席，占半数强。他们分别是:张炯、曲伟、姚维斗、吴思敬、顾骧。其中姚维斗不知何许人也，(学术官僚?商人?学者?)曲伟则是主办单位之一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个其专业与文学无涉的、为了使评奖“配合党在新世纪的文学发展战略”(见曲伟《组织奖获奖感言》，载2003年12月27日出版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通讯》)的学术官僚。5男4女组成的这个终审团，这个已被男性目光作了强势调整的文学裁判所，为近五年的中国女性写作发出了终极的审美与价值判断。在次日举行的某小组的学术研讨中，与会众人曾同仇敌忾地声讨种种“堕落”的女性文化现象，比如由选美和人造美女而带动的“美女经济”，声讨海南三亚成为世界小姐选美基地。但显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发生在眼前的这次文学评奖，在某个层面上其实与“选美”无异，而“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或许正在成为文学选美基地。黑龙江籍的获奖作家迟子建在另一个小组的发言中拒绝用“女性文学”来为自己的写作进行定位，我在一个可以理解的范畴或层面上，支持她的立场。已知的是，这个立场同样会被王安忆、方方等同时获奖的女性作家所支持与采取。众多获奖女性作家的缺席，实际上表明了她们对此文学奖的某种漠视，表明了这个文学奖被认同的程度及其“权威性”的危机。而我们的女性文学/文化批评，除了被一些不及物的学术名词搅得浑浑噩噩外，就是停留在对一些显在的、可见的男权意识形态的反复讨伐中，一腔废话。我们的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显然缺乏足够的对于潜话语与潜规则的洞见与读解。

对于这次哈尔滨会议的语法解析，还必须要提到会议的结尾。28日下午的那次兼具闭幕式性质的全体会议，由张炯主持(张炯本人还是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江湖戏称“红粉教头”)，吴思敬作总结陈辞。尽管吴思敬的发言当场就被屈雅君教授斥为“男权尾巴频露”，但是，一个由男性起始又由男性作结的语法结构仍然轻而易举地将温驯的女性及其种种话语深纳其中，随心所欲地进行锻打和塑造。这个语法结构显然已经不耐烦于只待在乔姆斯基所谓的“深层”了，它在哈尔滨与户外的严寒一起凝成了会议的冰面。哈尔滨会议让我直接目击了文学史的性别政治，并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作为“显学”的女性文学的虚假繁荣以及内在的溃败。与这种溃败同时发生的，是会议上的男性同行不时发出的讪笑。据说，在历届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上，这样的讪笑都是不绝如缕的，激烈时则表现为爆笑。在哈尔滨，最刻毒的讪笑是:“女人一思考，男人就发笑。”是的，你们的言说，从来就没有越出过男性给定的语义场，而你们的逻辑，也从来不是男性语法的异端。因此，第一性总是有理由相信自己和上帝一般拥有绝对，是先在和超验，是优越之本。一群为标举性别身份和张扬性别意识而从五湖四海汇聚冰城的女性，不料竟热热闹闹地参加了一次文学选美，并被兵不血刃地解除了本就虚弱的性别立场。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该被讪笑、嘲笑和爆笑吗?

三

在哈尔滨的那些天里，我前所未有地强烈感觉到，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研究需要进行自我清算。27日下午的小组讨论中，一个以“思想”见长的女性同行在口若悬河的“无主题变奏”中，突然大谈对男性的“同情”:“我同情男人，他们惯于作伪，因而生命萎缩;他们工作着，但实际是一种干耗;他们在生活中没有退路，不像女人，可以退居家庭，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大意如此)这番高论博得在坐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我很吃惊，在一群理应最具女权意识的、操持着批评话语的知识女性中，蓦然间冒出了为数不少的女阿Q，在精神自慰中获得一种虚幻的主体实在感。是啊，男人或许是在作伪，男人也可能活着只是一种干耗。但是，男人永远不会缺少退路;男人再不济，他仍然可以坐在形形色色的历史舞台正中(像我们已在开幕典礼中看到的那样)，睥睨众生。而一群因为“同情”而准备放弃批判武器的女人，将只能提着锅铲，把厨房作为她们最初的出发地和最终的停泊地。看来，徐坤在小说《厨房》里所揭示的隐痛并未传导进更多的知识女性的精神血脉。在我看来，更多的知识女性显然未能读懂“厨房”所象征的繁复的语义层面。她们显然也没有身陷“厨房”而心生“绝境体验”。她们正为铁屋子里突然打开的某一孔天窗而幸福得晕眩，在狂乱中遗失了语言、身份、性别、自我和主体性，形如痴人说梦，惟剩喧哗与骚动。

四

批判的弱化与价值尺度的紊乱，正是当下女性文学批评最应被清算的部分。关于批判，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女性文学/文化批评缺少激进派。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独立的妇女运动，中国的女性主义便应在理论上给予激进的阐说，以与实践中的保守主义制衡。但很遗憾，中国的女性文学/文化批评就其主导力量而言，其保守色彩比相应的社会实践更甚。因此，当大批女工被迫首先下岗，“回到厨房”的口号再度响起，我们的理论与学术仍然缺乏及时有力的回应。在哈尔滨会议上，当“批判”这个话题被重新提起时，紧接着被强调和被赞赏的则是“批判中蕴含关怀”这样的中庸姿态，“两性对话”优先于“批判”而提出。对话即谈判，谈判即妥协。人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似乎可以通过一种软性的方式，使性别双方在相互妥协中求同存异，和睦共处。尽管两性和谐的文化生态也是我所追求的价值理想，然而，我必须追问的是:对话式谈判真的可以进行吗?相互的妥协真的可能发生吗?自从历史被用history命名以后，两性之间的战争至今便只有一个恒定的战败者。我不知道战败者在谈判中除了无条件接受胜利者开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外，还有何资格向胜利者要求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并迫使对方为自己举起的白旗付出代价?对于女性来说，或战或降，没有第三条道路。尤其应该看到的是，直至今天，女性所取得的每一寸权力与每一个地位，都来自于战斗，而决不可能来自于恩赐。因此，发动所谓的“性别战争”(这个名词已让多少男性深感焦虑、不安与恼怒)对于女性来说，在一个无法预期的、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只有把“批判”做到彻底了，女性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才有资格在讨价还价中让谈判走向妥协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呼吁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出现激进派。据说，北京大学张京媛教授便不屑与男性同行谈论女权或女性主义。若果如其然，我愿意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她的举动，并对她的姿态表示尊敬:她清醒地意识到两性之间在某些方面，并且很有可能就是在某些基本方面存在不可通约性，而不可通约性构成了性别话语的政治内涵，并在逻辑上必然导向批判的立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看似繁荣的十个寒暑，其实是话语轮回、无效增殖的十度春秋。真正的女性写作就是一种文化批判与权力斗争，是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兼容的张力文本。这样的张力文本，通常是不会或不应该出现在文学选美的获奖队列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