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评权下沉，“减负”政策才能有的放矢
12月28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共30条。
从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10道“减负令”。通过对历年“减负令”的爬梳，不难发现，2000年以前的“减负令”，主要是减少课堂内的学业负担。而2000年以后，“减负令”开始跟入学资格相关，取消百分制、取消排名、就近入学成为彼时的改革重点—“学区房”也因此应运而生。
自2010年以来，“减负令”开始不断提及课外培训班的规范管理。2013年8月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就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这一次的“30条”，则从“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家庭履行教育监护责任”和“强化政府管理监督”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定。
从结果来看，10道“减负令”的效果都令人堪忧。背后的原因何在？恐怕跟“减负”本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有关。减负不是教育部的一纸通知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出台和落实相应的配套措施，辅之以学校、家长、社会的合力，才有可能实现。“减负令”下达之后，学校往往不得不执行相关政策，只是这客观上等于将压力转移到家长身上，而课外“培训班”的盛行，恰恰就是企业帮助家长减压的一种方式。“减负”造成了压力转移现象，而伴随着压力的转移，市场化更具目的性的培训过程，又给了学生更大的压力。
《通知》第17条规定：培训时间不得与当地中小学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问题来了，《通知》第21条表示“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个小时，高中阶段学生不少于8个小时”。假定一个孩子晚上8点半结束学习，并以最快速度回家、洗漱，9点半之前上床并立马睡着。第二天7点半起床，这个孩子就可以睡足10个小时。但除非学校距离家很近，起床、洗漱、吃早餐和去学校加起来的时间才能控制在8点之前。由此可见，仅仅要保证睡眠时间都存在非常多的挑战，真正要实施减负就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减负并不是减少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而是根据孩子的兴趣、热情给他提供自主学习的时段，为他提供更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而这个过程，不仅有金钱、时间、技能的投入，还面临着巨大的观念转型。相对于过去直奔高考一条路，多元化的路径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很多家长未必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
所以，政府主导下的“减负”，其实需要对最终的考评体系做一些根本性的调整。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急需专业化的技术工种，但目前的职业技术学校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合格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政府能够将职业学校办好，那么上大学和上职高就成了一种平行选择，大家也就没必要都挤破头去上大学了。
即使是上大学，方式也可以越来越多样，高考成绩非常优异当然是一种路径，但综合素养高，或者有某些特长，考评权下沉，“减负”政策才能有的放矢，也应该可以成为大学的敲门砖。具体如何分配名额，如何录取，对于政府来说，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更大的空间和强化对自主招生过程腐败行为的监控，这是并行不悖的。总的来说，只有下放考评权，让民间供给对接民间需求，教育系统的改革才能散发出真正的活力，“减负”才能有的放矢。
作者：南都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