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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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
关于中国文论“失语”及古文论现代转化问题，是近年来文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象文论界的若干热门话题一样，近来又它也有变冷之势。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当代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对这一讨论甚为关切，认为它是事关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大问题。因此，笔者虽然对古文论和西方文论素无研究,但也愿借季羡老的“门外汉”没有条条框框，能“看出点门道”的话壮胆 ，以旁观者的身份,在此率直地对相关问题的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古文论“失语”;仅仅是因为“忽视”“运用”吗?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文革”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古文论“失语”，实际上是“更广泛‘失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即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失语”或文化“传统中断”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失语”或“传统中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西方话语”的涌入，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从传统封建农耕社会向现代民主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过渡;“西方话语”的大量涌入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一种征兆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论的“失语”有其自身不可违逆的必然性，而决不是“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 的结果。一种理论话语，只要它真正植根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那么，只要这种文化土壤存在一天，任何外力也是难以把它“连根拔起”的。因为这种话语本身便构成了这种文化土壤。试问，离开传统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论等“话语”，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还有些什么呢?而今天的现实是，并不是古文论脱离了本土文化土壤，而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成分已大量丧失或流失，现代的或西方的科学及人文文化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有些学者喜欢以汉唐时期，汉族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为例，来论证今天中国古文论包容西方文论的可能性。这种类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东方文化)中进行的(这是佛教迅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而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则是在本土文化传统已经被社会变革所中断、异“时”、异“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自“五四”以来所发生的这种文化变化是否完全合理，那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承认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处于这样的“现代”的、“西化”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中，古文论如果不“失语”，反倒是会令人奇怪的。让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文论，或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学为言说阐释批评对象的理论，它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哲学美学理论，为之提供思想营养或武器，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操练理论的对象。任何文论一旦失去特定的哲学美学灵魂，脱离所寄生或依存的文学现象，则只能是一种僵死的学问体系，而不是鲜活的理论话语。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是依存于“儒、道、释”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的。党圣元先生指出，“先秦诸子之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历代文论家“始终以明性与天道、究天人之际为认知之最高境界，同样将自己的学思目标定位于思辨、冥悟天──地──人关系这一作为传统学术思想价值之宗的范围之内。” 他还探寻出传统文论的逻辑起点为“道”。但恰恰是这体现传统文化和文论灵魂的“道”，在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中早已没有立锥之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要么是科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规律”、“真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要么是形形色色所谓唯心主义的“理念”、“理式”及其“显现”，惟独没有这种“天人合一”之“道”。“道”之不存，“论”将焉附?自然要“失语”了。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以诗论为主体，以古典诗词为主要认知和感应对象(其余“文论”所论之“文”，有一大部分是“文章”而并非是“文学”)，而诗词的昌盛又是与中国古代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甚至政治规范(譬如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或以诗歌取士等等)直接相关的。古典诗词的艺术，借“兴”、“象”、“意”、“味”、“神”、“韵”、“趣”等“传统文论的理论范畴”去欣赏、解读，的确“有助于传达会心之妙” 。但今天，不仅古文论所依附的古典文学样式被彻底扬弃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学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也被“革新”了。诗歌，衰败了;依然顽强生存的新诗，又以下决心让人读不懂而著称。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小说，又在年年推出新的“主义”;这些“主义”相互竞争，但有二点却是共同的：其一，它们自身都要派生出一批新的理论话语;其二，反传统，如果你用“文以载道”、“虚实相生”等等“话语”去解读，就根本无法理喻。“中国古代最反对文艺创作‘意尽言内’”、“最看不起赤裸裸地写尽说尽的作品” 。这很对。但遗憾的是，当代作?易庞氪硕宰鸥桑非笏健傲愣冉槿搿保健按直苫保ㄐ葱耙坏丶γ钡淖髌罚桃庹估浪鏊檎故酒接梗一勾笫芏琳呋队J晕剩娑哉庋拇醋鳎绾谓残槭迪嗌颉靶恕薄跋蟆薄吧瘛薄霸稀保看澄穆勰懿患昕谑в锫穑?nbsp;
这一问题的反面便揭示出了西方文论大畅其行的原因。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及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有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现象，但具体到文学领域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论畅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适用、自由。有论者提出，不妨让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杂语共生”：“人们会既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讲形、神、情、理;既讲存在之蔽亮，也讲虚实相生;既讲内容与形式统一或者结构、原型、张力，也讲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讲神韵、风骨、情采。” 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愿望在目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原因很简单，面对当代令人眼花僚乱的文学对象，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恰如同十八般武器一样，使当代批评家可以有多种切入作品的路径、多样批评创作的方法。这使中国文论家在八十年代所领先获得的理论自由度，为其它学科学者所望尘莫及。相比之下，古文论好比是已被历史风干的硬牛肉干，虽然慢慢咀爵其味无穷，也很有营养，但当代学者已经少有这样的耐心了。而那些所谓后现代西方文论，由于其理论形态本身不再要求概念逻辑的严密性，恰恰像快餐食品一样使文论家能获得极大的言说自由，享受随意阐释的快感。因此，即使从技术角度，古文论“失语”的命运也在所难免;在“杂语喧哗”声中，有着西方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声音，而惟独少有中国古文论的声音。
三、当代文化建设基点;科学区分与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文论的“失语”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几乎全面“失语”这一事实的一部分。但既定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合理性，笔者决不是笼统否定传统文化及古文论在当代“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论界是完全可以能动地作出自己的努力的。只是对这种“复语”努力的方向及具体任务在理论上应当搞清楚。某些出自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语”努力，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论建设只能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上，寻求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其实，很多先生已经指出，今天所提出的古文论“复语”问题，本质上是当代文论建设要以谁为“基础”、“本体”、“中心”或“母体”的问题。如张海明先生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为体”，是以西方文论的“洋为中用”为主呢?还是以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为主呢 ?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根”、“本”的老问题、大问题。大家知道，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使得同一种外来文化现象，换一种说法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思想开放”、“拿来主义”;或者是“崇洋媚外”、“虚无主义”。因此，如有的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也很难统一认识。” 但我想，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将难以深入，这已为一年多的讨论所证实。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
一般说来，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必讳言“西体”为主，甚至不必回避“全盘西化”。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要素。而现代科学文化又集中体现在西方文明之中，中华民族要步入现代文明，便必须虚心向之学习。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二十多种文明，但最终大都衰败消亡了。这些文明，今天发掘出来，那一个没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人文文化?但这些人文文化并不能挽救其文明反而成为文明的殉葬品。而以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所谓“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大成。它之成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财富，是人类诸文明长期“生存竞争”过程的历史优化选择，因为它含有人类能动认识自身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内涵和要素。马克思主义就是源自这一文明的优秀科学成果。认同这样的文明，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羞耻之事。尽管也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主义”，但那与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像理性、科学、人本、民主等等“话语”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今天不惜以中华文明的衰亡为代价来恪守传统文化“话语”系统，或者因西方霸权主义而因噎废食拒绝西方科学“话语”系统，那我们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今天，站在世纪之末，我们应当感到自豪的是，仅仅因为我们抓住了二十世纪这最后二十年的机遇，通过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开放和“速成”“补课”式地学习，我们民族已重新崛起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横贯五千年，以一个民族为载体延续并生存下来的强势文明!
但是，对科学文化的认同毕竟不能取代人类对人文文化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文化及艺术文化现象，有时是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相对独立地承继发展的。如果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以消灭所有人文文化差异性或多样性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代价太大了。试想，假如享受现代科学文明成果的人类，在地球村中所面对的精神文化产品却如“麦当劳”和“肯得基”一样，都是如此单调和按同一标准配制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啊!所谓的现代文明将完全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因此，如何防止这种“文明”悲剧的发生，如何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尽量地保持世界多样化的人文文化构成、保存发展各民族多样性的文明特色，这是世界性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尽量保持本民族人文文化特色，也是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在中国当代人文文化建设中，应倡导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具体文化情况，实现以“中学为体”，或“中西合壁”，或“中西共存”。总之，“失语”的范围和程度越小越低越好。
然而，这种倡导决不应是民粹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含有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及部分科学文化因素，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反科学、反人道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人道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样，我们再回顾并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失语”现象时，便不会停留在抽象的、表面的“西化”、“中化”的两极结论中，而会发现其中既有历史必然性与人道合理性的因素，也有社会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人文代价因素，还有文化主体选择失误或能动性不足的因素。让我们对这三类因素或情况 作些具体例释。
(A)：在传统文化领域中，那些已经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话语”系统(譬如像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在近代全面“失语”，自然应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因为它们的“失语”既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表征和成果，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这属于历史尺度与人道尺度双重否定而“失语”的情况，其对象即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糟粕因素。
(B)：在传统文化领域中，另有一些极有人文价值的“话语”(譬如适应和谐淳朴田园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民俗民风及哲学美学伦理观念等等)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大面积“失语”，则是中华文明为获得新生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这属于人道尺度肯定却为历史尺度否定而“失语”的情况。
(C)：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具有科学价值、适应社会进步需求，或者不影响社会进步、却包含丰富人文价值的文化“话语”，只是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没得到重视发掘或保护利用，而趋向消亡或“失语”的。这是属于历史与人道尺度皆肯定而应当极力挽救发扬的那部分文化。譬如民间医术、古代建筑、工艺绝活、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等，也即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像对北京古城风貌、古城墙的保护便是一例。把文明精华说成封建糟粕，使历经战乱没受损失的北京古城，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近年来又有“夺回”之说，又有“重修旧城墙”之举。早知如今，当初何不听梁思成先生劝戒!这种本不该付出“代价”，只能是历史的惨痛教训!
显然，根据如上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要全面“复兴”是不可能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全面继承保护发展(C)类、尽量发掘整理(B)类上来。如何具体实施，非本文题旨，在此不作讨论。
四、古文论“复语”指导方针：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
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同样也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相应地，古文论“复语”的前提就是对这三类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显然，这与既往对待古文论“一分为二”的方针是不相同的。
(A)类情况，即通常所谓古文论中的糟粕因素。对这类因素，我认为也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譬如《毛诗序》“后妃之德”那种公开服从服务于政治需求的解读方法，属于“糟粕”，当无疑义，延续到“文革”及其以前年代，便是基于这种方法对“利用小说(戏曲)反党”的大批判运动。我这里要提出的是，对于通常被认为是古文论精华的那些内容的性质定位，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在古文论中“贯穿始终”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或理想的评价 。我认为，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仁政”和“民本”思想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其“先进性”，但放到今天，它们同样是糟粕，不存在继承问题。因为，无论是“仁政”还是“民本”，都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决不可同日而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儒家“仁政”的政治乌托邦设计，落到现实中总会变成“暴政”;推行“民本”政治的历代新朝，很快都会“忘本”并因民不聊生而被颠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让它们彻底“失语”，再不能作为传统精华而津津乐道。难道我们希望中国社会二?昀丛凇爸巍薄奥摇薄靶恕薄八ァ蓖醭嬷型V筒磺暗谋缰匮萋穑客艘徊剑词勾哟看馕穆劢ㄉ杞嵌冉玻盼穆壑姓庵终嗡枷搿肮岽┦贾铡钡赜肷竺拦媛苫旖灰黄鹎榭觯苍斐闪怂岩允迪值贝案从铩钡母菊习R虼耍绻颐遣幌M盼穆劬渤晌饨ㄎ幕吃崞返幕埃憔霾荒茉偈瓿中卣驹诖橙寮伊⒊∩峡创涂隙ㄕ庑┠谌萘恕?nbsp;
相对而言，对于(B)类和(C)类情况的区分和研判更为困难一些。一般地说，古文论中文学审美规律和美学特征，只要不涉及政治、不涉及伪科学，多数内容是属于人文文化范畴的。但能否继承下来，必须结合文论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具体分析。假如某些古文论所对应的传统文学样式或所揭示的文学规律在当代已完全失去生命力，那么，自然属于(B)类情况;假如古文论所包含和体现的美学规律与特征在当代依然具有承继创新的可能，那么，自然属于(C)类情况。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古文论构成中，以笔者外行之见，(B)类情况所占比重较大，(C)类内容所占比重少了一些。像已经提及的古典诗词，及相应诗论的式微，即属于(B)类情况。但需要指出的是，(B)类“失语”情况，虽时代使然，却并非完全绝对，它也与古文论的特殊“话语”对象相关。因为与古文论同根生的传统书(书法)论、画论，当代便没有完全“失语”。评价传统书法、国画的文章，依然是用诸如“笔情墨趣”，“计白当黑”，“气韵生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等等传统话语。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这些传统艺术本身依然恪守“传统”，西方文论难以与之对话。那么，为什么书法、国画在当代能基本承传下来，而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却基本“终结”了呢?这是一个既关系我们的论述是否周延又颇有兴味的问题，其下略作些探讨。
古典文学与传统书画的当代命运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关键在于，两者的艺术媒体、艺术对象和艺术特征不同。书法、国画用作表现工具是中国笔墨，笔墨本身没有时代性;而文学的媒体是语言，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文言本身失去生命，大量外来和新造的语汇、语法充塞着当代汉语，诗词和其它古典文学也必然要终结或丧失生命。中国书画艺术本身就是空灵的、写意的，尤其是文人书画，更是追求笔墨意趣，用“有意味的形式”抒发胸臆，这使它可以相对脱离时代而存在。文学则不同了，文学的叙事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直面现实，不能回避时代，这样，传统的文学样式和风格便必然被淘汰，由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样式──现代小说──取而代之。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小说理论又是最欠发达的。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古文论大部分内容在当代难免归于(B)类而“失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书画论便具有永恒的生命。当代传统书画的危机同样存在，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创新，是书画界在共同探索的课题。但正如人们所困惑的那样，书画创作创新难，理论的创新更难：千篇一律的论艺话语，明白者看着明白，不明白者怎样看也不明白。更糟糕的是，从这些评论中人们几乎辨别不出书画大师与新秀之间的差别。?庋呈榛垡布锌赡芎痛呈榛黄穑谌舾赡暌院螅鸾ヒ蚴サ贝Χ笆в铩保凰徒褡逡帐醪┪锕荨?nbsp;
通过如上分类分析可以看出，古文论全面“复语”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复语”努力的重点应放到(C)类因素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连(C)类因素也“失语了。显然，这与我们主观努力失误相关。失误在何处呢?我认为并不在于所谓“重视不够”，而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缺少科学分析。当我们将古文论中不该承继的如(A)类因素，无法承继的如(B)类因素统统不加分析地一古脑地呼吁要“重视”、要“承继”时，结果恰恰使本不该消亡的(C)类因素也都一并消亡了(这种不加分析一味呼吁要“重视保护”的情况在对待其它传统艺术如戏曲的态度上同样存在)，导致了古文论的全面“失语”。因此，我们今后对待古文论遗产，必须把研究整理的精力放到(B)类因素上，而把“复语”的努力放到(C)类因素上来，即实现古文论的精华“复语”。当然，要具体作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五、古文论精华“复语”目标：中国特色社科文论与人文文论建设
似乎是绕了个大圈，终于回到古文论“复语”的具体目标上来了。对古文论精华“复语”努力的重点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但“复语”后以怎样的理论形态存在呢?或者我们要以古文论中宝贵的理论资源建构怎样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呢?我认为多数人并不清楚。在许多学者看来，只存在一种科学形态的文论，即是从“实践中综合、抽绎、归纳”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并经实践检验的理论 。中国古文论要“复语”自然要符合这种科学文论的要求。于是，我们的学者在如数家珍地描述古文论博大丰厚内涵的同时，又费劲心思地将其纳入到“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去。如有先生指出，古文论“并不是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述”，“《文心雕龙》中的那些美学范畴和理论命题都不是模糊的、浑沌的，而是有着很清楚的科学理论内容的。” 这种认识是否科学，那是古文论界的学术课题;但这种否证古文论是“直觉”、“模糊”、“浑沌”形态的努力本身，却正表现出对文论学科性质认识的误区。
其实，文艺理论并不必然具有科学性质。依据哲学美学性质的不同，文艺理论同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立在科学或唯物哲学基础上，属于社会科学的文艺理论;另一类是建立在人本或唯心哲学基础上，属于人文学科的文艺理论 。笼统地说，社科文论属工具理性，人文文论属价值理性;前者是客观的、外向的，后者是主观的、自足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文论虽然可以互补共存，为繁荣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它们之间，由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不同，所揭示的文学“规律”基本上是无法兼容共度的。
社会科学是广义科学的一部分，它是对人类社会及精神现象规律的一种理论概括。这种概括的方法应当是科学的、理性的，其理论应具有普泛性，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或事实的验证，可以证真也可以证伪。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科学的典型理论模式。现代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等都是社会科学。解放后我们移植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从属于社会科学的社科文论可以有特色、分流派，但它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应当是具有普适性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的文论。社科文论之间，通过百家争鸣，可以发现文学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出发，凡是文论，无论是“中”是“西”是“古”是“今”，只要具有科学品格，能揭示客观文学规律，都可归属到社科文论中去。社科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于艺术本质论，艺术发生、发展论，艺术功能论，艺术作品构成论，艺术形象论，艺术创作论等等，逻辑体系性较强。
人文学科(理论) 是学术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对人类社会及精神现象价值内涵的一种理论阐释。这种阐释的方法可以是直觉的、感悟的，其理论阐释本身也是自足的，所发现或揭示的价值规律也是相对的，并不一定需要接受实践验证。人文理论虽然不着力揭示客观规律，但能满足人类对价值阐释、价值认同和价值建构的需求。西方的尼采、叔本华、萨特哲学等等，大体都可归属于人文哲学。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承担着阐释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任务，显然也大都属于人文学术。相对说来，从属于人文学科的人文文论更是流派纷呈，一家一套路数，感悟甚美，但各派之间难以兼容。它们有时并不需要或不屑于指导创作，而是“六经注我”式地解读文本。像西方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等等，都着眼于对文本价值的独特阐释。它们的阐释尽管看上去有些牵强附会，但却可以自圆，激起读者的理论兴趣、满足受众益智启明的认知或审美需求。人文文论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于艺术鉴赏论、艺术批评论、艺术审美规律等等，逻辑体系性较弱。
依据我的理解，中国古文论显然不具有社科文论的品格。但其中却含有许多社科文论的内容，像刘勰关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著名论述等等便是。对于这些内容的发掘整理，无论是将其纳入到目前已有的社科文论(如“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还是收纳到新的社科文论体系中，都是很有意义的，都是实现古文论精华“复语”的具体实践，并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科文论。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尤其是钱钟书先生，其贡献应特别受到重视，他所揭示的“蚌病生珠”、“有包孕的片刻”等规律，既是中国古文论的精华，又得到西方文论的印证，完全可包容到“中国特色”社科文论中去。由于西方文论有科学传统，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的社科文论以“西体”为主也是正常的。
中国古文论显然主要属于人文文论。我们今天精华“复语”重点、即作为新的人文文论建设理论资源的，应是(C)类，属中国艺术美学规律和美学特征的内容。其中可再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作规律性“复语”，或“形神兼备”地“复语”，即对古文论中所体现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规律的创造性继承，建构新古典主义或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话语。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大美学特征是讲含蓄、讲意境，是虚实相生、是意在言外等等。这些风格及审美规律应当说是很有当代价值的。如有学者提及的“意象”理论“出口转内销”事例，便是典型。尽管“意象”理论“复活”是与美国现代诗人对其创造性地“现代转化”为前提的，其背后却正透露出中国古典主义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某种兼容性信息。但要使这部分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却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C)类内容的“复兴”或“振兴”，包括当代中小学教育人文内容和知识阶层人文知识结构的“民族化”，包括前文提及的当代哲学、美学对传统的继承创新，以及当代文学创作对传统美学规律的实践与创新等等。正像美国的“意象”诗歌创造实践在先，意象理论在后一样，如果没有大量体现中国传统美学神韵的新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创作，古文论的精华“复语”便没有对象。遗憾的是，尽管举着“现代”、“后现代”旗帜进行创作的当代作家、诗人不少，但却很少有从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的。假如有一大批像汪曾琪这样自觉追求传统韵味又体现现代风格的作家的话，假如我们有自己的“庞德”的话，那么，古文论精华的“现代复语”便顺理成章。这类“复语”显然应当是重点所在，但它却是整个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要靠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即使在文化及教育方针正确的前提下，我想，它也需要有几代人的时间 ，因为我们毕竟“失语”很久很久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传统文论这种精华“复语”成功了，它也只是当代人文文论中的一种，并不能排拒取代其它人文文论。因此，这种“复语”努力，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不如说是人文主义的。
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特征性“复语”，或“舍形取神”地复语，即对古文论美学特征美学精神的创造性汲取，建构新的“中国特色”的人文文论话语。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显著区别，不仅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论的话语形式上。西方文论，“文”与“论”之间主客分明，文本是文本，理论是理论。而中国古文论，“文”与“论”不分家，既释文，亦悟道，既求论“文”之美，更求文“论”之美。文本分析、理论阐释与主体感悟融于一炉，文论家将艺术体验艺术地传递，使文论本身具有文学性质和审美价值。因此，古文论是诗化文论。古文论概念的不确定性、写意性、模糊性，正是古文论诗化特征决定的。正如党圣元先生所说，古文论“运用与思维对象相同的审美──艺术思维方式来审视、领悟、体验对象，从而使这种理论观照的结果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美感意蕴，具有一定的情感性、意象性、虚涵性” 因此，古文论概念本身难以实现现代转化，但这种论文形式或神韵却可以借鉴。当代有没有可能倡导这种诗化的、感悟的、模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呢?我想是完全可能的。西方现代亦有如尼采这样的诗化美学家。这种批评的概念可以借鉴西方文论概念，也可以搬运古文论概念，更可以独创新的概念，只是它的表述必须是诗化的、艺术的。这种古文论的特征“复语”，其成功的关键显然是在文论界自身，因为它并不依赖创作的美学特征。不过，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复语”已近乎当代文论的一种“创语”了。由此我们便回到了本文开篇关于当代文论“失语”原因的分析上。
笔者认为，古文论在当代“失语”与当代中国文论“失语”并不是一回事。传统中断，只是造成当代文论“失语”的部分而非全部原因。如果以是否操作传统话语为尺度的话，那么，西方文论早就“失语”了。因为西方古典、现代或后现代文论既不是同一语种的产物，彼此之间也不是一个不断现代转化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不断扬弃和否定传统的过程。但西方文论从来没有“失语”过，而且越来越“杂语喧哗”，这是因为它们新的文论话语不断被创造出来。因此，我认为造成中国当代文论“失语”更重要、更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代文论及当代哲学、美学缺少原创精神。而造成中国理论原创精神丧失的主要原因，我想有两个方面。其一，与中国传统文化师法先王，崇尚古文的特征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不断地重申重复传统中向前延伸的，所谓“日日新”只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其二，与数千年封建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严重的思想桎梏相关。先秦时代，士人个个有为帝王师的自信，充满巨人意识，因此，那是一个出大思想家、大理论家的时代。中国二千多年来的理论资本大都产生在那个时代。其后，包括二十世纪，中国都鲜有大理论家、大思想家诞生，唯出大学问家。这与西方知识界几乎每个时代都产生大思想家、大理论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我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
中国学术界和文论界，在二十一世纪会有大的作为的。毕竟传统的套路操练熟了，毕竟西方的玩艺也学习过了，上下求索、东西兼收，我们几乎整整学习或反思了一百年!具有充分学术自信的新一代学者肯定会“融汇中西、自铸伟辞”的。这是曹顺庆、李思屈先生给自己设定的宏伟目标，我极为欣赏，抄在这里，作为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全面振兴，对中国出现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和原创性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期盼并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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