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的“圈子”纪事：校园是一个天然社交场所
充电器、朋友圈、深造、镀金。种种词语笼罩着EMBA的天空，令原本平常不过的教育模式，亦变得有些暧昧不清。尽管官员对EMBA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复杂的舆论场。
每个周末，广东那些知名高校的商学院门口，总会自发地形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锁上公务车的车门之后，一些人将会暂时屏蔽掉头上的各种政务头衔，成为EMBA班中的一名普通学生。
一种以培养经营管理人才为宗旨的教育形式，近几年却成了中国官员的热门选择。那些时常在各档时政新闻中出现的名字，也会频繁印刷在EMBA班的校友录上。
在很多人眼中，EMBA充满着各种想象空间，就读期间的党员、干部更是神秘莫测。充电器、朋友圈、深造、镀金。种种词语笼罩着EMBA的天空，令原本平常不过的教育模式，亦变得有些暧昧不清。
“返校”潮
“我们当然要看到管理科学与行政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但同样不能忽视EMBA灵活、机动的教学设置。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是一件大事，有能力、有精力学习更是一件大事。”
陈元没有想到，快到50岁的年纪，还能有机会重新回到校园。
2010年，陈元经过组织部门考核选拔，成为广东一家国有大型科研机构的党委书记。当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刚刚摆在面前，上级领导又赋予他一项重要任务：参加省内某重点高校的EMBA研究生课程班。
“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陈元咂摸着报名资料上的中英文交杂的名词，“当时觉得非常新鲜。虽然新工作千头万绪，组织上还是反复强调，这是一次学习先进管理知识的宝贵机会。”
大多数有意就读EMBA的公共管理者，都有着和陈元相似的职业图景：他们在各级行政组织、事业单位中担负着重要职务，决定着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前景，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工商管理教育；他们有着很多的“经验之谈”，却缺少科学的管理观与方法论。
“工作了这么久，脑子快被掏空了，确实到了该充电的时候?”安丽萍对《南方》杂志记者说。作为广州市属部门的一名处级领导，在体制内打拼了十几年后，她和陈元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回到校园。
而在业界专家看来，领导干部作出如上的选择，并不意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经济社会战略发展需要更多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朱桂龙说，“以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理论、掌握科学决策方法的高端人才为目的的EMBA，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官员更新思想观念，强化战略思维，提升执行能力，增强团队合力等需要。”
尽管社会各界对官员与EMBA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统一，鼓励高级公共管理者回炉进修，早已是不少职能部门、行政单位的普遍选择。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便选派了地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课程的学习；几乎同一时间段，广州市委组织部也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组织合办局级领导干部EMBA班，学员主要来自市内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
“我们当然要看到管理科学与行政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但同样不能忽视EMBA灵活、机动的教学设置。”有学者表示，“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是一件大事，有能力、有精力学习更是一件大事。”
事实上，中国的各类考试，总少不了“独木桥”的色彩，很难满足每个人的实际需要。如包括为人熟知的MBA在内的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考外语、数学，这给那些离开应试环境多年的社会人士设置了门槛，在录取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往往是那些本科刚刚毕业、应试能力强的年轻人。加之全为全日脱产学习，很难适应这些学员的需求。而全在夜间或周末上课的EMBA，几乎是所有期待充电的公共管理者的唯一选择。
“EMBA与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有着很大不同，强调的是学习过程，而不是选拔手段。”安丽萍说。相比选拔意味浓厚的专业研究生录取，EMBA的笔试简单很多。一些商学院甚至会开设考前辅导班，帮助报考者熟悉一下题型，把握住复习的方向。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意味着读EMBA一点门槛都没有。对此，陈元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平时工作太忙，复习时间有限，加之离开校园的时间久了，笔头也钝了，校方确实不会太过为难我们。”不过在他看来，EMBA的录取过程中，一些环节要比笔试更加关键，“学院要考察报考者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相应履历的人很难入围。而入围之后的面试，才是真正的难关。”
相比入学的分数，EMBA首要考察的是报名者的管理经验和工作资历，优先考虑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申请人。这或是另一道严苛的门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项目，每年要从笔试和面试者中淘汰掉三分之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EMBA项目至少要淘汰掉一半报名者——究其原因，大都是报名者的实践经验不足。
“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目前组织里的职位越往上越少，请问是否应该鼓励年轻人谋求更高的职位？”“中国的老龄化及失业问题该如何应对？”“你的下属向你抱怨，单位给出的薪水太低，你如何处理？”陈元至今还记得面试官给出的题目，每一道题都是一个大题目，足够在高校专门设立一个研究项目。
“我觉得当时回答得并不好，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陈元说，“不过事后回忆起来，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在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重点，这也正是我选择回到校园的原因。”
在课堂
尽管坊间对官员就读EMBA有很多想象，但在当事人看来，学习一直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每到周末，广东各大重点高校商学院的停车场，总是一位难求。这里有企业家喜欢的雷克萨斯和法拉利，也有官员经常乘坐的帕萨特与奥迪。
坐着不同汽车的学员，入读EMBA的诉求也各不相同。国有企业高管以及政府官员，多半是因工作和个人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家经过初级阶段的摸爬滚打，也希望系统学习管理知识。在陈元所在的班上，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各地分管经济的市长、副市长。
尽管不是全日制学习，EMBA仍然为学员布置下庞杂的学习科目。一份标准的EMBA课程表，大都标注着如下的课程设置：必修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核心课程——管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数据模型与决策、会计学、公司理财、营销管理、战略管理、信息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学。
“党委、政府的工作要与时俱进，当然要求官员具有高素养，其知识的范畴自是包括市场经济、工商管理。”安丽萍说，“我认为这些课程确实有助于自身能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党政机关工作水平、工作效率的提高。”
教授这些基础性课程的老师，大都是商学院的学术骨干，而有资格站在EMBA讲台上的人，不只是这些象牙塔内的精英。令安丽萍印象最深的一位客座教授，是某跨国公司中华区的首席运营官。一连两个周末，他以“基于跨国公司视角谈政府服务及投资环境打造”为题，开展系列讲座。
“中国市场的飞速发展，已经让跨国公司认识到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区域，因此它们已经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获利巨大的市场，而是一个不可或缺必须要融入的市场。这种新的趋势值得官员们注意。”在安丽萍的课堂笔记上，有着如是的记录。
每次专题性的听讲之后，学院都会要求每名学员上交一份针对本行业、本职业的学习心得。“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投资环境进行投资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如果投资目的地的政府官员能够了解企业的真实需要，就可以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并有效改善投资环境，从而获得更好的企业投资美誉度。”安丽萍说，“这是我课后的一些思考，也是我对本职工作特性的重新认识。”
在各自的部门单位，来自官场的EMBA学员都是相应的领导者，习惯了在讲台上坐而论道、答疑解惑。而回到课堂，他们更像是一名学生。“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激烈变动，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新问题。有机会见到这样优秀的专家学者，我们肯定要讲出内心的思考与困惑，真正像学生一样求问老师。”陈元说。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有很多丰富的管理实践，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各级公共管理者也非常重视对管理的研究。”朱桂龙说，“这些学员关心的问题大都来自工作中的实践，来自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比如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企业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问题，甚至还包括流动人口管理和社区自治的话题。”
听讲、提问、讨论?EMBA的课程教育集中在一间小教室里，也会外延到广阔天地。2010年，广州市第一期局级领导干部EMBA班，便安排学员前往安徽省合肥市，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建设。而在安丽萍的课程计划上，也罗列着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东莞市产业转移现状等外出调研的项目。
“EMBA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基本上占满了我的周末时间。”陈元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一定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即便是政务缠身，工作繁忙，也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上课，然后写好论文。”
尽管坊间对官员就读EMBA有很多想象，在当事人看来，学习一直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很多商学院都为学员们安排班主任，班主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随堂跟踪、记录考勤。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商学院，要是发现学员一个月的四天全部缺课，教授就会要求其重修。”安丽萍说，“这些学者都钻研了一辈子学问，很多人不容你糊弄知识、玷污学校。”
学习，占据周末时间的学习，也改变了很多官员的生活方式。参加培训之后，陈元明显感到自己的应酬少了很多，连带着转氨酶和血糖值都下降了不少，“有了学习这个最好的理由，各种不必要的聚会见面都能顺利地推掉。你也会发现一种别样的乐趣，比如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感觉，就特别好。”
朋友圈
“来到课堂就是寻找一种学习的氛围，如果说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结交朋友，拓展人脉，那么去打打高尔夫球可能更好。”
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开学第一天的自我介绍环节，还是令陈元感到有些震惊，“听到几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回去百度一下，全是广东知名的企业家，身家都在几十亿元以上”。
“在这里你会遇到很多优秀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每一个同学甚至就代表了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安丽萍说，“就读EMBA，学习知识是一种乐趣，结识一批优秀人才也是一种收获。”
即便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意义也不只是提升人力资本，校园天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而结交更多政商界的朋友，织起一张高端的关系网络，从而助益于事业甚至人生，这确实被很多学员尤其是企业界学员视作就读EMBA的原因之一。开学的第一天，很多企业界学员彼此相识的第一件事，就是互递名片。
“大家原本都很优秀，有着相近的社会阅历、管理经验的人，聚集在一起，很容易成为朋友。”陈元说，“在这里确实能够认识不少人，不少同学读完EMBA就跳槽了，几个同学结束学业后就合伙创业了。”
刚开始时，陈元有意地和这些他眼中的“土豪”保持着距离，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职业背景，让他感觉到这些企业家与自己“不是一路人”。但慢慢地，一切都产生了变化。
“他们（企业界同学）很主动，特别善于和人打交道。”陈元说，“有一个建筑行业的企业家看到我来自对口的科研单位，就主动把一些技术上面临的难题和盘托出，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
和不同的同学接触，陈元逐渐熟悉了一个之前未曾深入了解的领域，“与政府或国有企业公费派来学习不同的是，民营老板大都是自费来听这些课。他们自掏腰包，运营企业时又经常碰到各种棘手的问题，学习的态度比我想象中还是严谨不少，对人脉的需求更是急切。”
“这个圈子的确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可以深入理解不同的生活形态、社会环境和经济现象，并在其中重新认知与体察很多更深层面的东西。”安丽萍说，“我倒觉得不必刻意回避这些同学，他们也是社会的一股重要建设力量。政府官员要真正知道如何为投资企业提供所需的政府服务及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要去接触他们，去思考他们的需要。”
与企业家相比，来自官场的学员，进修的目的的确更“纯粹”些。但除了增强管理能力、寻求发展策略外，聚拢资源也在所难免成为某些官员就读EMBA的目的。公开资料显示，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原福建省武夷山市市长胡书仁是清华大学2002级EMBA班学员。任市长期间，他便通过清华的同学联系到张艺谋，共同在当地策划了“印象大红袍”项目。
“抱着招商引资念头就读EMBA的官员，不能说没有，但还是属于极少数。”陈元说，“有人求名，有人求利，这无可厚非，但党员干部学习的目的只能是求实。”
在就读期间的学员看来，EMBA班确实有着不同于其他课程班的地方。这个特殊的朋友圈里，确实有“名”有“利”，但并不意味着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名利场”。“来到课堂就是寻找一种学习的氛围，如果说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结交朋友，拓展人脉，那么去打打高尔夫球可能更好。”有学员表示。
尽管CEO、董事长、局长、市长等等高阶头衔俯拾即是，更多的人还是愿意保持某种纯粹的学习关系。EMBA学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聚集在商学院，他们必须彻底去掉那些光鲜的称呼、头衔，这里彼此间的头衔只有同学，没有老板、校长、厅长或者书记。
多次的沟通交流之后，官员学员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氛围，开始有意无意地正视那些不同界别的群体。闲暇时，安丽萍也会和企业界同学一起喝茶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与心态。
“本以为这些企业家的聚会只是吃喝玩乐，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富豪在一起经常讨论如何做慈善和公益，如何去帮助弱势群体。”安丽萍说，“这确实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外界盛传EMBA学员的课外生活较为奢华。陈元说，起码他自己没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班在去年雅安地震期间，就集体出资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于资助灾民。有同学会自费到当地参与重建工作，这也是我们学习之外的重要收获。”
与企业家同学相比，尽管囊中相对羞涩，身家更是天壤之别，但在彼此的交流中，许多官员还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感。“有些企业家看似锦衣玉食，心中却有着太多的压力和苦楚。”陈元说，“相比他们的焦虑，我们还是要安稳多了。”
性价比
见或者不见，弹或者赞，EMBA的学费水平就在那里。对所有置身课堂的学员来说，他们本就无力决定这门课程的收费标准，更没有条件讨价还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从中吸收到有用的东西，用实际工作的效果，平衡高昂的学费。
相比政府和国企派出的公共管理者，来自企业界的学员还有着更多的不同。陈元所在班级开课的第一天，一名老板模样的同学胳膊下面夹着鼓鼓囊囊一大皮包钱，在教室门口找了个位子坐下，“老师的水平如果真的很高，钱跟我都留下；若不是那回事，我立马开车走人。”
不用彼此介绍，陈元很容易就能分辨哪些学员是“公派”的，哪些人是私营老板，“那些一听到教授讲税务知识就拼命记录的，那些一接到名片就用手机扫描电话号码的，都是搞企业的。”
商人总是有着精明的经济头脑，总是希望自己的每一笔投资，哪怕是教育投资，都能够物有所值。“EMBA说到底还是一种奢侈品式的教育形式，费用确实不少。”安丽萍说，“我们希望学有所成，企业家希望在学到东西的同时拓展人脉，大家都期待着各自的收获。”
不是所有人都对EMBA有着足够的了解，几乎所有人都对EMBA的学费一清二楚。目前EMBA学费制定跟“产品定价”差不多，北大、清华等顶级学校根据牌子来定，其他学校根据在经济学、财务学、法学等特色学科上的优势来定。数据显示，念完一所国内名校的EMBA，可测算费用在20万??50万元之间。
“EMBA的学费是由授课成本决定的。比如师资这一块，国内顶级学者一次的讲课费就要上万元，郎咸平等等管理名师的价码更高。”有知情人表示，“再者，班费、出国考察游学费、联谊费、外地学员往返机票等等开支，也不是小数目。”
自1995年中欧商学院在上海招收第一批EMBA学员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国内的EMBA教育经历了高速成长的过程，几乎在各重点高校遍地开花。有人说，这是对管理人才之于中国发展重要性的集体呈现；也有无数的评论指出，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作为一种继续教育的形式，我们确实不能回避其中的成本。但EMBA不是产业，我们也从来不把它当作是一项产业。这还是一种旨在培养优秀管理人才的教育模式，最终目的还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有业内学者表示。在接受《南方》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广东某重点高校开设过一个EMBA国际班，学员在两年国内学习后，还要出国进修两年，整个四年的课程设置，成本很高，但校方没有考虑过上调学费，最后核算，还“亏本”了不少。
见或者不见，弹或者赞，EMBA的学费水平就在那里。对所有置身课堂的学员来说，他们本就无力决定这门课程的收费标准，更没有条件讨价还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从中吸收到有用的东西，用实际工作的效果，平衡高昂的学费。
“其实我觉得读EMBA不能简单地考虑投入产出比，你学到的东西一旦转化为生产力，所产生的价值不可估量。像高层管理人员，在决策时，很多时候一两个点就能创造出极大的价值，几十万元的学费在这些价值面前简直不值一提。”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界的学员说。
“要想执政一任，造福一方，最重要的是发展地方经济。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有好学的精神，要善于学习、实践，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以系统的思路、全新的观念去把握知识经济的脉搏。”安丽萍说，“组织上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只能尽全力，真正努力学到东西。”
尽管官员对EMBA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复杂的舆论场。最近一段时间，中山大学要开设所谓“超级富豪班”，万科大佬王石求学EMBA时婚变的传闻，以及一则EMBA房卡故事的暧昧发酵????EMBA被迅速娱乐化。坊间也会抽出其中的争议观点，用来评价置身其中的官员学员。
私下里，他们也有着自己的不解：“党员干部到高校学习进修，是一种很好的风气，至少要好过大吃大喝。他们的管理水平提高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利益都会有好处。如果说学习真是一种福利，那也是一种应该的福利、有益的福利。”
2014年初，安丽萍结束了三年多的学业，终于拿到了一纸学位证书。“相比这张纸，我更在意学到的那些知识。其实中国教育的含金量本就该从证书转向内容。组织考察干部时，也要更多地看重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个周末，陈元依然会出现在校园里。由于工作实在繁忙，他向校方申请了延期毕业。他说：“我是真想学点东西，这样的‘留级’，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