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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从衣食住行看祖国巨变

作者:小梦 来源: 网络 时间: 2024-01-17 阅读:

  2019年10月1日,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在此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以《从衣食住行看祖国巨变》为题,向党唱一首心灵的赞歌。

  (一)

  新中国成立时,我才10岁,正在我村初级小学读三年级。虽然三年级了,却还穿着“要馍吃”(就是讨饭的)的衣服,因为我的衣服是从爸爸身上退下来的。爸爸不能穿后,妈妈就把它拆洗一遍,然后把能用的大块布集中起来,再从货郎担子那里买回来带碱的黑颜料,再把这一块块布放在锅里煮一煮,就是染一染,妈妈再把它裁制成我能穿的衣服。等我穿上几年后,再染染,再让弟弟穿。弟弟再穿时,衣服上就多了许多补丁,甚至补顶上面还打有补丁,我们把它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进入60年代,生活有所好转,衣着打盼也慢慢讲究起来,不少人穿上了洋布(平布),条纹、条绒、但色调单一,样式单调,主要以黑、兰、白、灰色为主。“文革”时期,中学生们把穿军装、戴军帽、穿军鞋、夸军用挎包当成最时兴的;进入70年代,最流行的是中山装、军干服;女装也十分简朴,特别是在农村,几乎找不到一个穿裙子的人;进入80年代,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再也不拘束于色调单一的衣服,特别是女同志,“露”的比男同志还厉害。那时,西服巳风靡城乡,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已成了普通装束,在样式上也有了喇叭裤、运动衫、休闲服等,甚至还有人穿起了阔腿裤、灯笼裤、紧身衣。老年人的穿着也花哨起来,群众也习以为常了;到了90年代,人们穿着更“妖艳儿”,经常见到的有健美裤,牛仔裤,皮夹克,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从衣食住行看祖国巨变,袜裤、裤裙、特短裤,乞丐裤,高跟鞋,都在卯足劲儿赶潮流,有人说这是拼着命儿当“妖精”;现如今,人们穿着打扮更个性化、多变化,时尚化,潮流化,多元化,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姑娘们都是拼着力气赶时髦。

  (二)

  70年,弹指一挥间,但在“吃”的问题上人们却经历了不平凡的几个阶段:50年代,才解放不久,虽然农民分得了土地,组织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热情也异常高涨,但积重难返,短时间内还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于是,“青黄不接”、“半年糠菜半年粮”仍普遍存在。我的家虽然是个“下中农”,但我仍天天缠着爷爷“要吃庄巷馍铺的白蒸馍”。

  生活正在日新月异地向上攀升,祖国却遭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全国上下、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内也得勒紧裤带过日子,我们一家人和许多家庭一样也倒退到了“穷得叮当响”的地步。“半年糠菜半年粮”又出现在农村中。那时,我在永济县开张中学任教,成天总是带领学生到滩地里挖野菜,把洋角角、地地菜都挖完了,榆树叶、刺蓬、灰条也被搙光了,还不够学生灶上吃;我虽然是个教师,但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带一袋(用枕巾做成的袋子)蔓菁让我吃;人们都说,那一年是蔓菁和萝卜救了人,的确如此。那年冬天,到处是油菜地,一到晚上,油菜地里挤满了人,都是“偷偷”来掘蔓菁的,队长见了也权当没有看见,为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符屠”。当时,我在中学里教语文,语文课里也专门增加了乡土教材:《丁丑大荒记》,碑文确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如实记述了光绪三年在晋南一带所发生的旱灾给农村带来的灭顶之灾,它以雄辩的事实教育后人 “当以耕九余三,耕三余一” “ 以足食为先务” “以食为民天”。可见,当时灾荒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由于灾荒泼及面广,国家适时出台了票据政策,一切凭证购买。记得当时扯布得布票,吃粮得粮票,买肉得肉票,买副食凭得副食票,没有票证就买不到东西。一次,我去西安办事,忘记带全国粮票,吃饭就遇到了麻烦,饭都吃完了,却拿不出全国粮票。一个红领巾见了,急忙给了我半斤粮票才解了我燃眉之急。

  我们运城盛产小麦,但我们的供应标准却是每月28斤,细粮却只供30%,“吃不饱”是个普遍问题。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于是,粮食成倍成倍往上长,小麦亩产七、八百斤,玉米亩产双千斤,人常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粮食市场也开放了,只要有钱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一日三餐的餐桌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鸡鸭鱼肉、精粉大米成了家常便饭,原来饭桌上几乎没有白蒸馍,现在的饭桌上黄金糕却成了人们养生的追求;原来餐桌上的野菜,是被逼无奈,生活所迫,现在餐桌上的“野菜”却成了人们养生的一种奢求,一种享受;原来很难吃到的大米白面、精粉、精米,不但在餐桌上屡见不鲜,而且有不少还被粗茶淡饭所替代,不是食客“吃不起”,而是食客们专门点的“金饭谱”,因为食客认为,“以粗代细”已经成了他们“健康之必须”;过去人们所羡慕的“下馆子”现在也成了寻常事,而且把进农家乐,吃农家菜,吃粗粮野菜当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追求,“走,到农家乐去!”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因为进了农家乐,才能满足他们对“土”的、“野”的和“粗”的需求。

  (三)

  关于住,变化更大更快。我家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解放初,我家8口人——爷爷;爸爸,生母、两个弟弟;养母、二姐和我。都挤在村公所对面偏南的一条死巷内。那条巷只有小伺堂和我们两户,前者是伺堂,没有人住;我家只有三间南房,只能住下爷爷和我亲妈两部人,爷爷便请求族人,让我和养母、二姐借住在小伺堂内,刚好邻墙又在连阴雨中倒了一堵,爷爷便将小伺堂的大门从里面关死,让两个院子连在了一起。直到我结婚生子以后,我才找到生产队贫协组长王冬至在庙前巷给我规划了三分院基。之后,我们三家(我家、亲妈家和岳父家)才全员总动员为我们小家(我和养母、爱人与孩子)盖起了三间土木结构的西厢房,虽然穷得连二遍泥都没有上,但有了自家的“安乐窝”却是真的。西北角搭了一间小灶房,虽然又小又低,里面只能盘一个土灶,放一个案板,却能做成我们一家人的“一日三餐”。院门虽然是由十几块薄木板组钉成的,但起码可以档住鸡鸭猪羊的随便串门和干扰;直到1981年,我们才在岳父、岳母、内兄、内妹、两个弟弟、两个担子和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盖起了土木结构和青砖窗台齐的新式北房和东房。

  新房盖起后,大女出嫁给了王南村。不久,剩余的所有人(爱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跟随我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一起转成了市民。进城后,先是租房子住,后是分到一套房产局的经租房,再经几年打拼,我在池神庙前托人买了一块三角地,盖起了三间青砖平顶房。因为地处公路两旁,日夜吵得人不得安生,便将其处理掉,又在银湖西路南一巷7号建起了上下、大小10间房,除过一家人居住外,还办了一个小型“罐头厂”;后来,因为扩大生产,又在西姚村南买了五亩荒地,建了25间青砖平顶房,先后开办了“南城区罐头厂” “南城区饮料厂”“南城区地砖厂”。

  2012年,因为经营不善,工厂停了,厂子卖了,我用这笔钱在人民路北端买了一套单元楼,与老屋相比强多了,不但不再上街缴水费、电费,也不再上街倒垃圾,更不要上街去洗澡,更不怕雨天路泥摔坏腿。最值得赞扬的是一年四季不烧炉子,用“天然气”,做起饭来既快,又好,还省钱。因为我们过去用蜂窝煤,一块就五、六毛钱,一天起码要烧十几块,最少也得六、七块钱,而用天然气做饭,还加上洗澡,一个月才不到三十元钱。因为没了恶劣气体,老伴一天犯几次的“哮喘病”也没有再犯过一次;更为可喜的是冬季不再烧小型暖气炉取暖,而是用上了“地暖”。

  地暖,是地板辐射采暖的简称,符合中医“温足顶凉”的健身理论,是目前最舒适的采暖方式,也是现代生活品质的象征。再加上四季绿城是“地热井”供暖,家里除了“阳台”,所有房间,包括灶房、厕所、电脑房,一天 24 小时,都能保持在24 度以上,比起“大暖”来,优点更多,也更舒适,更暖和,更平衡,而且昼夜温暖如春,真是过上了“神仙”日子!

  (四)

  在“行”上,我们家和伟大祖国一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学阶段,就是解放初期那几年,我们靠“走”。我的完小在羊村,师范在运城。羊村离家10里路,运城离家30里,都是步行去,步行回。偶尔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还讥讽人家是“骑洋马(就是自行车),膏煤油,顶上坐个八昏头”!明显的“笑人无,恨人有”嘛!

   合作化时期,爸爸分钱了,用分红款为我们家买了一辆自行车,锃光瓦亮,蹬起来飞快,车铃一按就吱朗朗响,乐得全家人合不拢嘴。先是爸爸骑着,我当教师后就成了我的代步工具。后来,我被调到县教育局、又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再调到王范公社任党委书记,这辆代步车都是我的“贴身卫士”,伴随我下乡,伴随我调研,伴随我采访,伴随我劳动……再后来,我担任了政府办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仍是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调到政协后,才时不时地坐上小车去工作,去调研。

   2003年,我退休四年后,儿子见我骑车子吃力,便从中外名牌店里买回来一辆“千鹤”电动车。从此,“千鹤”电动车就成了我的专门用车。骑着它采访,骑着它去单位帮忙,骑着它去我喜欢的地方……特别是被选为区老促会常务理事后,更是骑着它多次拜访原政府成员、走访老游击队员、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收集和编撰了《王鸿钧:运城地区建党第一人》、《樊耕农:插向闫锡山心脏的一把利刃》、《安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党员》等18篇文史资料,发表过1500多篇文艺和新闻作品。

  2012年冬,我购买了一辆小轿车,有事外出或到周围各县旅游,就找个司机开车,因为我当时已经73岁了,公安不允许我开车,我也不会开车,除了得找司机外,也方便得很!

  老伴只比我小一岁,她的“行”全凭我“带”,因为我们两个经常要到市区内游游逛逛,如果次次都要找人开车就显得太麻烦了,我便和老伴商量买了一辆“小刀”牌三轮电动车,从此,我就经常载着她去早市买菜,去北相镇、原王庄赶会,去我们喜欢的地方游玩……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春节时,各县在运城八大公园举办“迎春花灯展”时,我就带着老伴到东花园、禹都公园、舜帝庙……挨个看,一个也不放过,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心旷神怡。有人说:“你们出外有小车,城内有电动三轮车,短途有电动车,三配套保证畅通无阻,真幸福!”

  70年来,我们这个普通人家,从11号汽车到用自行车代步,再到用电动车代步;上了年纪后,又买了一辆小轿车代步,不出城时两人就用电动三轮车代步,一个人时就骑电动车代步,与父辈们比,无疑是掉进了福窝窝。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衣食住行变化也见证了伟大祖国70年来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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